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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叶圣陶那样当老师
freedomuncle 发表于 2015/6/9 9:34:00

作者:徐林祥(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4

 

叶圣陶1912年中学毕业,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1941年,他在《如果我当教师》一文中表达了他从教30年对当教师的思考。时隔7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当好老师,仍然极富指导意义。

一、“养成好习惯”——教育的含义

“养成好习惯”,是叶圣陶在《如果我当教师》中给教育所做的界定。他说:“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叶圣陶指出:养成好习惯,要“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他举例说: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小得,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他认为: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

叶圣陶还指出:好习惯,“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他举例说: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句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他认为: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二、“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课程的目标

叶圣陶在《如果我当教师》中说:“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类;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

教师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即认清教师所承担的那门功课的特有目标。以国文科为例。叶圣陶说:“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又说:“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

同时,教师要“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即所有功课承担的“造成健全的公民”这个总的目标。仍以国文科为例。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叶圣陶就提出:“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比如:“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1962年,叶圣陶作《语文教学二十韵》有“立诚最为贵”一句。他解释说:“此语自‘修辞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苟德之不修,实之不讲,虽自以为‘有物’,自以为‘由衷’,犹未‘诚’也”1983年,叶圣陶还专门撰写了一篇《作文与做人》的文章,批评学生作文言行不一的倾向。他说: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是有一位考生写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发挥,但是当他离开了考场,挤上了公共汽车,就抢着靠窗坐下,明明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提着菜筐挤在他膝前,他只当没瞧见,他连给老太太让个座的起码的习惯都没有养成,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文当然是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三、“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教材的功能

叶圣陶写《如果我当教师》正值抗战时期,课本的供给很成问题,往往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课本,可是叶圣陶决不说“没有书本,怎么能开学呢”的话。他说:“我相信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叶圣陶有时也称之为“例子”。在叶圣陶看来,要实现教育的目标,“这些事儿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1932年,叶圣陶在《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中指出:“课本只是举出些例子,以便指示、说明而己,这里重要在方法。”1942年,他在《略谈国文学习》一文中指出:“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

1945年,他在为吕叔湘的《笔记文选读》所作的序中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1949年,叶圣陶在为《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所作的序中说:“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1978年,他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说:“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

课本又“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叶圣陶指出:“文字的课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课本,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的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时,比较利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桥梁。”尤其是公民、社会、自然、劳作课,非文字的课本,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叶圣陶关于课本又“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的思想,是对“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的拓展和补充,打通了学校与社会,将课堂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叶圣陶关于教材功能的论述告诉我们:一方面,教材是教师“教”的“凭借”,学生“学”的“凭借”,因而,教师与学生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而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是“用教材教”,而不能局限于“教教材”;另一方面,一切的课外资源都可以拿来当作“例子”,为学生所用,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举一反三,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养成习惯。

四、“帮助学生为学”——教学的本质

在《如果我当教师》中,叶圣陶表示不主张将教师的行业叫做“教书”,同样不主张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他说:“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了‘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因此,说成‘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叶圣陶看来,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的一大区别,即在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取功名”,而现代教师“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同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帮助学生为学。’”“帮助学生为学”的思想与“养成好习惯”思想是一致的。对学生来说,是“养成好习惯”;对教师来说,是“帮助学生为学”。这是叶圣陶对教学本质的揭示。这也就是他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所强调的“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的意思。吕叔湘曾将之解释为:“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叶圣陶的这一思想,后来更多地表述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是教学的最高境界,又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指导思想,是教学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教学改革的归宿。“教”是手段,“不教”是目的。从“教”到“不教”,有一个复杂的、艰苦的过程,这是个启发、引导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帮助学生为学”的过程。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学生具有自主、独立学习的能力,养成自主、独立学习的习惯,教学由教师帮助学生学逐渐达到学生自主发展的目的。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五、“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师生的关系

1937年,叶圣陶在《给与学生阅读的自由》一文明确指出:“教师和学生,无论如何不应该对立起来。”“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如果我当教师》中,叶圣陶进一步提出“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的主张。这是叶圣陶对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的表述。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就要爱学生,民主、平等地对待学生。叶圣陶说:“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他举例说: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还要了解学生,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叶圣陶说:“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他举例说:“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我决不冷然的问:‘你们来做什么?’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问得深一点的时候,我决不摇头说:‘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问得浅一点儿的时候,我决不带笑说:‘这还要问吗?我正要考你们呢!’”“这种拒之千里的语言态度,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何况对于最相亲的朋友?”

叶圣陶“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的思想与他“以学生为本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早在1919年,叶圣陶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就提出“以学生为本位”的主张。他说:“小学作文之教授,当以顺应自然之趋势而适合学生之地位为主旨。”“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1922年,他又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指出教育的病根之一是教师“不会了解儿童,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之出发点”,“学童全居被动地位”。1941年,他在《国文随谈》中更明确提出了学生是“主体”的思想。他说:“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

叶圣陶“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的思想也是与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实现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与当今新课程改革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鼓励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六、“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教师的要求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是叶圣陶对自己的要求。叶圣陶先生于1988216日去世后,顾黄初先生写了《叶老最后留下的》一文以示怀念。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他19876月在北京参加民进中央代表会议时,亲见叶老慈祥的容貌、亲聆叶老的谆谆教言容祥的动人情景。文中提到叶老最后一次讲话的中心:“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文章写道:“叶老一生确确实实是这样做了的,所以才能成为人师的楷模,后学的表率。而他老人家直到垂暮之年仍然铭记着两句话,以此自励,以此勉人,希望大家‘广为宣传这两句话’。这精神是何等的感人,这期望又是何等的恳挚!这就是这位现代文化教育的伟人最后留下的箴言!”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也是叶圣陶在《如果我当教师》中对教师为人为学的要求。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就教师而言,即如叶圣陶所说:“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诫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他举例说:我希望学生整洁、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服装、办事室、寝室弄得十分整洁,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诚,我每说一句话,一定算一句话,我对学生和同事,一定掬诚相示,毫不掩饰……他说:“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如果不能‘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和吐露的时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有什么真气?哪里还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哪里会受你的感动?”

叶圣陶的《如果我当教师》写于70年前,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极富指导意义?我想,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吸收了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比如“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出自《礼记·大学》;“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乾·文言》。二是借鉴了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比如:“以学生为本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之出发点”的思想,就受到杜威“儿童中心”思想的影响。三是融入了自身教学经验与反思。比如,他对“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数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四是掌握了辩证思维的方法。比如,说“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再如,既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又要“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正因此,使得叶圣陶能够超出常人,透过种种现象,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一书所写的“序”中说:“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笔者以为,吕叔湘这里说的“老问题”,就是关系到教育本质和规律的问题。正因为叶圣陶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他的教育思想才能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典,才能成为常读常新的智慧的源泉。

(本文凡引叶圣陶语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见《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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