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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与语文科学化之述评
freedomuncle 发表于 2015/6/9 9:33:00

叶老的长子叶至善曾说:“我父亲编了二十来部语文课本,他不断进行革新,直到去世前,还为没有能使语文教学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而感到遗憾。”

什么是科学的体系呢?20世纪70年代末,正值“文革”结束不久,百业待兴,有识之士痛感语文教学效率低下。在此背景下,叶圣陶先生在197912月全国中语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特别需要调查和研究的是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骤。为了培养应具备的听、说、读、写能力,究竟应当训练哪些项目,这些项目应当怎样安排组织,才合乎循序渐进的道理,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对这个问题,咱们至今还是心里没数。……咱们一向在选和编的方面讨论得多,在训练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得少,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简言之,为了达到一定的语文教学目标,弄清楚应该训练哪些项目以及这些项目按照怎样的次序来编排,就可谓确立了一定的科学的体系。语文教材据科学的体系而编写,教师使用教材进行教学,即实现了语文教学的科学化。

了解叶老语文教育思想和在教材编写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人,对叶老的这番话也许会别有会心,并自然联想到民国时期叶老和夏丐尊合编的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这部教材于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编者在该教材的“编辑大意”里旗帜鲜明地表示:

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科学性”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新名词;追求语文学科的科学性,也并非自叶氏和夏丐尊始,只是在《国文百八课》里,语文学科的科学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叶圣陶和夏丐尊首先是将国文科当成一种科学,对国文知识体系胸有成竹后,才花费苦心编成这部《国文百八课》的。

叶圣陶先生及其合作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语文学科的科学性呢?这和当时的社会、教育大环境有关,也和叶老自身对社会现状、对语文教育的深刻认识有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虽然有名无实,但各领域毕竟出现一些新气象。如1912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就语文科提出的目标之一是“能自由发表思想”,到了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由叶圣陶起草),在课程“目的”里,“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位列第一项。这一目标,显示了与传统语文教育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传统语文教育,尤其在明、清两朝实行八股文取士的时期,选取的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学生所要做的是揣摩、领悟其中所讲的道理;写文章时,想的是如何阐说圣人之言,即使有所发挥,也自有藩篱,不能逾矩。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做皇帝的“顺民”,没有独立思想可言。帝制被推翻、民国建立以后,国家所需要的却是“公民”,而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参与社会建设,为社会发展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是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叶老生于清朝末年,幼年时期念过五六年私塾,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加之江浙一带文教之风浓郁,叶老对旧式教育的一些做法及其弊端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曾在多篇文章里对之有所指摘。认识得深切,自然不能不与之断然划界,另辟新路。叶老从中学时代开始,就非常关心时局变动和社会思潮,并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其中,谋求改造社会。中学毕业后,他在一所小学里短暂任教,时间不长即失业,精神上虽颇为苦闷,却始终不忘关注底层各色人等的苦难生活,热切期望中国能走上光明之途。1917年,叶圣陶应好友邀请,转赴苏州甪直镇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叶老曾回忆说:“我真正的教书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在甪直,青年叶圣陶一方面吸取以前任教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积极接触新思想,对小学阶段教育目标、儿童教育方法以及语文教材编写都产生了新的见解,并努力体现或施行在实际教学中。

在甪直,叶先生指出教材应该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适用的工具”,他不满于坊间发行的小学语文课本不切实用,主张由有经验的国文教师自编教材。叶老在甪直编写的第一部小学国文教材,不仅选文范围广博,内容新颖,而且每篇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作者传略及语释;每隔两篇选文,就有他写的一篇文话,用谈话体介绍有关文章的写作和欣赏的知识。

有破有立,否定了旧式教育的目标和方法,叶圣陶指出,目下语文学科所应承担的首要的任务,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而因为学生学习科目的增多,语文学习时间的大大减少,语文教学势必面临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并且有旧式教育的殷鉴,为提高效率,为让学生具备足以应付社会实际事务的阅读、写作能力,叶圣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均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思考,逐渐产生并明晰了这样两个观念:

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含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对于第二个观念,叶圣陶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

《国文百八课》里,就编选了大量应用文,这鲜明地体现了教材“为人生”“切实用”的性质,这在同期及后来的国文教材里,是少见的。

时时不忘养成实际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目标,反复强调方法最重要,这成为叶圣陶国文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心。

再看看叶圣陶先生当年所处的社会和教育大环境。自清末以来,文化界、教育界有先见之明的学者,为了实现语文学科现代化,培养合格的“公民”,对支撑语文学科的各种知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开创性的成果。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该书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虽然讲的是文言文的语法,但汉语语法的问题基本都谈到了。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提倡科学观念与方法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在各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由于语文学科对于培养“新公民”的极端重要性,一些文化界、学术界巨擘也被吸引到语文领域的研究上来,如梁启超、胡适都曾致力于此。梁氏的文章学专著《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于19257月出版。在书中,梁氏对写文章提出两项标准:“自己的思想”和“传达给别人”,并在开篇明示:“我所讲的这种研究法,可以成立与否,还不能定,不过我总希望多带一点科学的精神。”可以看到,对于文章的写作目的和沟通效能的认识、对于“方法”的重视,叶氏和梁氏何其一致!在文法学、修辞学、文章学方面,二三十年代都有奠基性质且具有标杆作用的著作问世。如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于1924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汉语白话文语法专著;夏丐尊、刘熏宇合著的《文章作法》于1926年出版,该书是在写作教学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出版后即畅销;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于1932年出版,该著作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做了系统的分析、归纳,概括了三十八种修辞格,建立了汉语修辞学的科学体系。

用以支撑语文学科的主要知识体系的建立,推进了语文教材向科学化迈步。1925年前后,有关语文学科“科学化”的讨论,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热点。身兼教员和教材编者身份的沈仲九曾说:“……我主张为促进学生的国文进步起见,国文教授有大大注重法则的必要;妄用点时髦话来说,就是国文教授的科学化。”沈氏着眼点在国文教学的科学化,而在时人心目中,教材科学化正是基础和起点。

一心打破窠臼、开创新局面的教材编辑写者试图建立语文教科书的体系,改变一直以来语文教材或为单篇文章随机连缀,或根据内容、作者、体裁分类组成小单元的惯例。1931年,赵景深编写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由北新书局出版。该套教材中,有组织地编入了作文法、文法、修辞等知识。

1934年,夏丐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出版。该教材第一、二册注重在文章的类别和写作的技术方面,每隔开四篇选文有一篇文话,讲解关于文章的写作、欣赏方面的知识;第三册注重在文学史的了解方面,每隔开三篇选文有一篇文学史话。文话、文学史话和选文互相照应,前者阐发后者,后者印证前者。编者自信地宣称:“通体阅读(该课本)之后,就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

1935年,夏丐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的问世,代表了当时语文教育界多年来对语文学科科学化的探索的总结性成果。在该书的“编辑大意”里,编者开宗明义,高举“科学性”大旗:“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向和其他学科对列,不被认为一种学科,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为使教科书真正成为深浅有序、前后有机联系的整体,必须有一条合理的逻辑线索贯穿其中。在《国文百八课》中,这条线索主要是文章学知识,体现为课本中的“文话”系统。每篇文话各述说文章的一个项目,关于项目的选取和编排次序,编者说:“哪些项目需要,哪些项目可略,颇费推敲。至于前后的排列,也大费过心思。”“要把每一篇选文用各种各样的视角去看,使排列成一个系统,既要合适又要有变化,这是一件难得讨好的事。我们在这点上颇费了不少的苦心。”纲举目张,教材的主线索既定,配置以其他要素,即建立起颇为严整的体系。

和《开明国文讲义》相比,《国文百八课》表现出这样几个变化:

1.文章学知识(即“文话”)更丰富,更成系统,分类角度更具一贯性;

2.单元整体性更强,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勾连紧密。新设的“习问”一项,对学生在“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方面进行综合训练;

3.“文话”置于单元之首,且处于中心地位,有力地保证了该套课本“侧重于文章形式”、追求科学性的最高取义。

根据当时教育界及一些媒体的反应可知,《国文百八课》甫一印行,即获得一片赞誉。时至今日,当人们回眸百年语文教材发展历程时,《国文百八课》的价值不曾稍减,并且似乎成为人们心目中汉语文教材编写史上不可超越的经典。

《国文百八课》也给人留下遗憾和疑问。遗憾的是,该套教材本计划编写六册,每册包含18个单元,全套课本共108个单元,也就包含有108篇文话。可是由于抗战爆发,国内形势剧变,编写计划被迫中止,全套教材最终只出版了前四册,共包含72篇文话。余下的36篇文话,据编者回忆,本已排出项目和次序,事后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具体是怎样的了。让人疑惑的则是,在民国时期这套语文科学体系最为严整的教材出版、发行后,叶圣陶先生又和好友们合作,先后编写了约七种教材,包括《初中国文教本》《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等。其中,只有出版于1937年的《初中国文教本》和《国文百八课》的面貌略为相近,其他教材均看不出和《国文百八课》的继承关系。而《初中国文教本》的课本内容只分两大项,一为文选,一为“文章法则”(分甲、乙。甲“介绍文法知识”,乙“讲解文章理法”)。该套教材里介绍的文章知识、语法知识,和《国文百八课》比起来,项目大大简少,接近于《开明国文讲义》。更为突出的是,该套课本在编排次序上,首列选文,次列“文章法则”;在“编辑大意”里,只说文章法则“按照范文分别安插,即以范文为例证,全体打成一片”,并未明示何者为教材编写的主体线索,也不再重提“科学性”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十几年里,叶老在政府教育部门担任要职,并直接领导和组织语文教材编写工作。1949年,叶老接受委托,为新中国起草了《中学语文课程标准(草案)》。该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的目标分为两大项,一为培养学生的“情操”和“意志”方面,但须“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进行;一为“凭我国语言文字吸收经验表达情意的知能”。叶老对于第二项目标,分别就“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精要地陈述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叶老对语文学科一贯的求其实用的思想。1963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为尊重语文学科性质和教学规律的一部指导性文件。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该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工具说”其实在此前叶老、张志公等的文章中已有所阐述。

关于语文学科的目的,该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如此简洁、醒目地提“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让人不由联想到1932年叶圣陶先生在《国文科之目的》中的平实而坚决的表述。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进行拨乱反正。面对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不少人再次感到“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在1978316日的《人民日报》上,语言学家、教育家吕叔湘撰文《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向语文教学发难,指出学生在语文学习上费时多而功效少,进而倡议:“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吕叔湘先生的文章给了叶老极大震动,也引起了叶老对语文教育界重新探求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热切期望。1979年,叶老撰写《探讨语文教学问题重视调查研究》一文;1980年,又发表了《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一文。两文的中心意旨就是重提语文学科的科学化问题。细品叶老的话,不无沉痛之感。

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思想意识和眼界的开放。为了响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鼓励教材多样化、语文教材体系创新的指示,全国各地一线教师、教育部门纷纷投身教材编写,其中佼佼者更是怀着对叶老的崇敬之情,自觉接受叶老思想的影响,专注于语文教材科学训练体系的建立,如洪宗礼、欧阳代娜等。洪宗礼先生主编的江苏省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于1986年出版。该套教材在“说明”里说:“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出发,按照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统一、系列性和整体性的统一的要求,……立足实践,博采众长,建立起‘一本书、一串珠、一条线’的‘单元合成、整体训练’的中学语文教材新体系。”

看到这样的体系设计以及编者对此做说明时的用语,我们颇有似曾相识之感,难怪有论者将这套教材称之为当代的“国文百八课”。

跨入新世纪,国家层面的课程改革提上日程。2001年,义务教育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颁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学科特点的定位——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成为当时语文教育界人士共同关注的理论热点之一。张扬人文性,一时成为当时的教材编写者们共同尊奉的原则。似乎是不约而同的,2001年送审通过的三套初中语文教材,均采用了按照主题类型来划分单元、构成所谓教材主线的做法,而写作知识极为简略甚至等于没有,语法知识、修辞知识零散出现。物极必反,到了2003年以后,纲要文件制定者、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从业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对大家对语文学科的认识似乎出了一些偏差,语文学科的性质被模糊,语文教育承担了或者说侵入了别的学科领域的某些内容,而自身的任务却难以有质量地完成。2011年,修订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面世。负责组织此次修订的温儒敏先生在201012月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认为目前语文教材编写最大的缺失,不在选文,而在普遍缺少“梯度”。过去的教材一般注重“梯度”,每一学段、年级,甚至一个学期的前、中、后期,课文、知识点和练习的安排,都依照深浅程度形成一条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线索。而现有的多种新编语文教材体例都变了,就是采用“主题单元”的框架结构,以主题来牵动整个课程计划。……用主题来划分教学单元或板块,往往顾此失彼,很少考虑难度系数和教学适用度,也难体现语文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规律。这是迫切需要改进的。

温先生对根据选文主题来组织单元的通行做法提出质疑,强调语文教材应具有梯度,应该形成渐次上升的线索。这种意见本不新鲜,拂去重重历史烟尘,回眸20世纪2030年代语文学科确立不久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致力于语文科现代化、科学化的先贤们早已经形成了这种共识。

如今,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研究似乎成为一门“显学”,民国时期的老教材在媒体的助力下,居然焕发出别样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拥趸。而语文教育改革,却似乎进入了瓶颈期。突破日何在?生机何在?这是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叶圣陶先生的一生,经历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发展、繁荣、僵化、突破、徘徊等各个时期,他丰富的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经验,深厚广博而又贴近教育教学实际的理论,加上各种体裁的带有教育性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对语文科学化始终不懈的探索和追求,都让我们不能轻易绕过他,去寻求当代语文教育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徐登明.编辑出版家叶圣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2]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3]梁启超.梁著作文入门[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4]沈仲九.初中国文教科书问题[J]教育杂志,1925,(17).

[5]张哲英.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考察—以黎锦熙、胡适、叶圣陶为中心「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6]温儒敏.教材怎样改才能让人满意?[N].人民日报,20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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